林和生，四川社会科学院人才研究所副研究员（现为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）。曾经出版了《孤独人格——克尔恺戈尔》、《卡夫卡：地狱里的温柔》等思想传记著作，还发表《反抗死亡》（贝克尔）等译著多种。最近他出版了《凡·高：麦田里的人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32万字）。此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由中国人写的凡高传记，它提供了一个研究和认识凡·高的新的角度——通过对凡·高思想的疏解来阐释凡·高的生活和创造历程。
问：国内似乎已出版了很多凡·高的传记，你为什么要再写一本？
答：就我所知，目前国内只有一种凡·高传记，已经流行了十多年，作者为欧文·斯通。1983年，该书以《渴望生活——凡·高传》为题由北京出版社率先推出，并于1995年再版。十多年来，其他出版社争相推出斯通的这同一本书的中译本。据本人统计，斯通的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一共有六个中译本。这本书写成于1934年。三年后，他与妻子编辑出版了《凡·高自传》，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《凡·高书信选》（凡·高从来没有写什么自传，这本“自传”是凡·高的一些书信的辑录）。国内出版了这本书的两个译本，并都重印两次。谈到斯通这本书，至少有两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。第一，与斯通写的其它传记一样，这本书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凡·高传记，而应该算一种传记式小说，如果我们只通过这本书来理解凡·高，就会对凡·高产生不少严重的误解；第二，即便是作为传记体的小说，这本书也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。这本书中带有过多的好莱坞气息（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前一阵走红全世界的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）。作者把凡·高的一生写成了一个充满“彩头”的美国式的悲剧故事。正如我的一位友人所说的，作者只表现凡·高的“渴望”、躁动和疯狂，而不表现甚至回避凡·高像庄稼般的忍耐。说句玩笑的话，斯通只写了凡·高的“高”，没有写凡·高的“凡”。我们没有必要总是借别人的眼睛来而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看凡·高。
问：前些天一位诗人对我说，凡·高的生活和创作现在成了很多自以为有文化的人的消闲话题，也成为想显得有文化的人的修饰性话题，而他的画成了富人的豪华摆设。这是一直要画穷人们看到的世界的凡·高意想不到的。的确，谈论凡·高，极易堕入一些陈词滥调之中。你认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谈论他？
答：应该说我们应该以一种适当的方式真诚地关注他，而不应该随随便便地谈论他。艾略特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：“女人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嘴里谈着米开朗基罗。”伟大的艺术家、思想家常常不是被冷落，就是被过多地谈论，唯独缺少适当的关注。凡·高说过，“我们如果要爱伦勃朗，就必须认真地爱，带着理智和责任去爱。”这话同样适用于凡·高本人。
问：看得出来，你在写作这本书时倾注了大量的感情，你好像对凡·高的思想和感情特别有感应。这是为什么？
答：应该说我对像凡·高这类人特别感兴趣。除凡·高之外，我还写了卡夫卡、克尔恺戈尔。这些人在思想上、个人气质上、甚至个人命运上都存在着一种“家族类似”。一方面，他们都是“不合群”的，性格上具有明显的叛逆性，他们的思想、创作都不见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，因此不仅不被理解，甚至还遭到周围人的热嘲冷讽甚至侮辱唾骂。他们常常被认为是怪人、变态者、疯子。他们也想过一种与大家一样的生活，但没有相应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除了具有在死后才被承认的天才之外百无一用。
问：你的这本书是“西方人文思想家回顾丛书”的一种，你好像特别关注凡·高的思想，把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不单单是一个画家来写。凡·高真的是一位思想家吗？
答：凡·高的弟弟提奥（他的绝大部分信都是写给他的）早就看出，凡·高具有一种“思想家的素质”。凡·高本来是一位见习牧师，只是因为正统的教会人士认为他太不修边幅，太没有牧师应该有的体面（实际上他是想过通过自我虐待来使自己过一种虔诚的生活）而未授予他牧师资格。凡·高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，阅读量之大实在令人惊异。关键在于，他的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能对他接触到的思想作出实质性的回应，从而形成一种活生生的思想。这是一种与世界作深切的接触之后才产生的思想。这正是凡·高思想不同于那些体系性思想的地方，也是其生命力之所在。因此，一些著名的现代思想家，如海德格尔、雅斯贝尔斯、德里达、伽达默尔，都对凡·高相当关注。凡·高留下的文字都是书信，这是一种只对一个他所信赖而且也十分理解他的人写下的文字。以这样的文字表述出来的思想是一种赤诚的、没有做作的思想，一种能赢得而且只能赢得会心的读者的思想。至于写思想史教科书的人是否看重他，那是无所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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